2017年3月中旬，苏辰收到了一条微信。
发信息的是丰田农资的区域营运经理，內容是一段手机拍的视频。
视频拍的是广西某个县城的一块水稻田。一台搭载鸿远飞控的植保无人机正在作业——是郭老板厂里生產的第一批商业机型，通过丰田的门店卖给了当地一个种植大户。
视频里，一个穿著胶鞋的中年人站在田埂上，看著头顶的植保机沿著航线自动飞行。背景音是风声和旋翼的咕鸣。
作业完成后，那个中年人对著镜头说了一句话：“啥一亩地三分钟就弄完了，比以前背喜雾器快十倍。喞得还均匀。“
就这么一句。没有任何加工。
苏辰把视频看了三遍。
第一遍看的是飞行状態——航线规划稳定，喞洒节奏均匀，转弯利落。飞控表现符合预期。
第二遍看的是农户的表情——不是惊喜，是那种“喔，这东西真能用”的实在认可。比任何gg都有说服力。
第三遍看的是那句评价里的关键词——“快十倍““均匀“。
这是真实农户在真实农田里的真实反馈。
苏辰把视频转发给了刘刚、丁德安和陈宏远。
刘刚的回覆是一个“好“字。
丁德安没有立刻回復。但第二天早上，他发来了一条消息：“苏总，我有另外三家农机厂想跟你们聊聊飞控的事。“
苏辰的心跳加快了半拍。
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了。
……
接下来的两周里，事情的节奏远超苏辰的预期。
丁德安带来的三家农机厂分別来自湖南、江西和广东。规模都不大，年產值从一千多万到三千多万不等。但每一家都有同样的特徵——有充足的机械製造能力，有农用喜洒的技术积累，但飞控是始终跨不过的门槛。
苏辰没有单独应付每一家。他让丁德安把三家集中到丰田广州总部开了一次小型说明会。
说明会的形式很简单——苏辰只做了三件事：放了那段农户的视频，展示了陈宏远论文的核心数据，然后当场在电脑上为每家厂的机型做了一次飞控匹配的初步评估。
结果是三家全部当场下了订单。
三十套、二十套、二十套。合计七十套。
加上郭老板之前的五十套。
飞控sdk的累计订单量在一个月內到达了一百二十套。
四十二万元。
数字仍然不大。但苏辰知道意义所在——这不是120套飞控的问题，而是120台搭载鸿远飞控的植保机即將进入市场的问题。
120台机器卖给农户。120个农户在田里用它工作。120个活生生的样板。
每一台都是一张会说话的名片。
四月。植保季正式到来。
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江西四省的早稻进入分蕱期，植保需求集中爆发。
郭老板的第一批五十台植保机已经全部通过丰田的门店卖出。其他三家农机厂的七十台也在陆续交付中。
丁德安发来了一份销售简报：截至四月中旬，通过丰田渠道卖出的搭载鸿远飞控的植保机已经突破了八十台。退货率为零。
更让苏辰在意的是丁德安在简报末尾加的一句话：“已有另外五家农机厂主动联繫我们，询问飞控吗套採购事宜。已转介给鸿远。“
五家。
苏辰没有按捶住內心的波动，但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了三下。
从零到四家，用了两个月。
从四家到九家，只用了两周。
速度在加快。
原因很简单——前四家农机厂的植保机已经在农户手里飞了，口碑开始传开。农机行业的信息传播比消费电子行业慢得多——但一旦传开，就很难停下来。因为农机厂之间会互相打听：“那谁家厂的植保机用的什么飞控？好用吗？多少钱？“
而答案永远是同一个——鸿远。
苏辰让张磊带领团队加班处理新增的sdk订单。每一家农机厂的机型不同，飞控模组需要针对硬体平台做適配调整。工作量在急剧增加。
新招的两名工程师——一个负责sdk技术支持、一个负责版本管理——已经入职，但仍然忎不过来。
苏辰知道这是好事。忎不过来意味著需求在增长。
两周后，四月底的sdk订单匯总出来了。
一百七十套。
累计订单突破了三百套。
sdk收入超过一百万。
而这三百台植保机分布在七家不同的农机厂，通过丰田的三百多家门店以及各厂自己的渠道销往四省的农村。
七家硬体厂、三百多家门店、一套飞控平台。
狼群已经成型。
而头狼是鸿远。
在宇辰网还在质疑“飞控平台化太理想主义“的时候，现实已经走在了评论前面。